《玉屏箫笛文史集萃》线上读丨唐笛宋箫竞风流

唐笛宋箫竞风流

袁小松

　　中国的箫笛约有8000多年的历史，作为中国著名的管乐器代表，箫笛音色相异，韵味不同。不但如此，自古而今，箫与笛也未必就有严格的概念区分。远古的箫笛之声，延绵至今，也不知演绎了多少关于中华民族沧桑故事。春风几度，秋雨几场，魏晋风度，唐宋诗词，也许都是箫与笛的气韵舒展。

箫笛迷离

　　关于中国箫笛的历史，河南博物院有一镇馆之宝，唤作“贾湖骨笛”，用鹤骨制成，至今仍可吹奏。仔细研究下来，大约已有8000年的历史。我曾有幸在河南郑州亲眼见过这件国宝，确实让人惊奇。不过这“骨笛”却并非如今的笛子一般可以横吹，而是需要斜吹，所以未必就是严格意义上的今天所谓的“笛”，或者也并不能算作是“箫”。后来有专家考证，说应该叫“龠”。这龠一出土，便让人刷新了对中国管乐器的认知，不过我认为这奇怪的乐器，其实也许正是今天的“箫”和“笛”的祖先。

　　《说文·竹部》里说，“笛，七孔筩”，意思是有七个孔的中空的管，好像和七孔的箫也并无太大的区别。作家苏泓月女士经过大量考证和梳理，在她的名作《古乐之美》一书里，也认为箫笛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是很模糊的。她认为是一直到了唐朝，有一名叫作刘系的人，最终制作出了形如今天的笛子一般的横吹的“笛”，在吹孔与指孔之间增加了一个可以贴上竹膜的音孔，这才让笛音音色变得清丽脱俗，刹那之间，“箫”与“笛”才正式区别开来，横吹为笛，竖吹为箫。

　　这样的推论很是有趣，以此论之，在唐朝以前的很多写“笛”的文章诗句、轶闻典故，说不定描述的都不是“笛”，而是箫。譬如魏晋时期名士桓伊和王羲之公子王徽之之间关于“梅花三弄”的故事，那《梅花三弄》就可能不是笛曲，大概率是今天的箫曲。所以，即便到今天，笛曲《梅花三弄》仙踪难觅，反倒是箫曲《梅花三弄》和琴曲《梅花三弄》成为器乐之经典。箫音的低沉婉转和琴声的清微淡远是绝配，因此，琴箫合奏的《梅花三弄》，也因此不知迷倒了这世界上多少爱乐之人。诸如此类的公案还有很多，甚至有人考证，认为“竹林七贤”之向秀写的《思旧赋》中的“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中的“笛”，乃至后来唐朝诗人刘禹锡借其文意写成的名篇《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写的“怀旧空吟闻笛赋”的“笛”，其实都也许是“箫”。甚至在竹林向秀之前东汉马融的《长笛赋》、史上著名美男子宋玉的《笛赋》中的“笛”，也许都并非今天真正意义上的“笛”，而是今天所谓的“箫”了。

　　便是这样，“箫”和“笛”在历史上的迷离，却正好造就了中国音乐的独特之美。我们今天看“箫”和“笛”二字，都有一个竹字头，于是大概可知，箫笛概念的正式形成，应该和“竹”有莫大关系。而且可以肯定的是，骨笛坚硬，打孔不易，其制作技艺肯定远比制作竹笛复杂而艰难。所以，从理论上推断，贾湖骨笛产生的时候，中国也许就应该有了竹子做的箫笛。只是竹子做的笛或者箫都不易保存，数千年之后，我们自然看不到箫笛的文物实物而已。但是，单凭这一音乐史上的小小公案，足以让我们知道，中国古人对于音乐的理解和智慧，真是让人叹为观止。而这样的音乐之美，映照在中国封建时期颇具文化意味的唐朝和宋朝，则又奇妙地演绎出了许多关于笛与箫的动人故事。

唐笛拂柳

　　汉献帝时儒生应劭撰写的《风俗通史》认为，“笛者,涤也，所以荡涤邪秽,纳之雅正”《史记·乐书》也认为：“笛之言涤也，可以涤荡邪气出扬正声……剪云梦之霜筠，法龙吟之异韵，所以涤荡邪气，出扬正声者也，其制可谓善矣”，可见笛自古就被赋予了凛然正气，和今天笛子所表现出的婉转清丽之气，却大有不同。

　　唐朝的“笛”便是如此，承前时之端正，故有羌笛的苍凉高古。启后代之婉转，故有玉笛的落梅之态。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羌笛”，一般认为这是中国笛的祖先，其实也未必。有人考证，认为中国典籍《周礼》中记载的“篪”，就是一个乐器，实际上正是古代横吹的笛，那可能才是笛子的祖先。所以，以此论之，在羌笛之前，中国的笛也许早就存在了数千年之久。不过后来历史沧桑变幻，横吹之“笛”在唐朝变得最为盛行，乃至羌笛逐渐发展成为中原的竹笛、玉笛等，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让“笛”这一国人心爱之器成了唐朝诗文中曼妙多姿的情感寄托。

　　桓伊、徽之之后，魏晋风度如风而逝，盛唐气象扑面而来。盛唐是一个文化与政治、经济和军事交相辉映的时代。初唐时期秦王破阵的雄浑，开元时期大国泱泱的气象，乃至玄宗之后边关要塞的苍凉，都可以在唐朝的典籍和诗歌之中找到注解。那时的笛，成为了盛唐的文化符号，从繁华长安，到烟雨江南，再到苦寒大漠，我们都能寻觅到笛的行踪。

　　羌笛有裂帛惊云之声、苍凉悲壮之感。戍边的将士每每思乡心切，大都爱以笛声舒缓情绪，羌笛也似乎成为唐时胡乐的灵魂所系。汉朝宫廷乐师李延年根据张骞带回的胡曲《摩珂兜勒》改编出《关山月》《梅花落》《折杨柳》三首曲子，对后世影响极深，唐朝边塞诗人中许多描写笛声之句，大概便都和这三支笛曲有关。譬如王之涣《凉州词》中的千年感叹:“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以及王昌龄《从军行》中“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上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乃至孟浩然的《凉州词》之“异方之乐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坐看今夜关山月，思杀边城游侠儿。”都有这样的苍凉高古之意；还譬如诗鬼李贺的《夜上受降城闻笛》所描写的也是羌笛，“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岑参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用独特的视角，表现了他对羌笛之音的复杂情绪，又有他《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中写道，“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归叵罗。三更醉后军中寝，无奈秦山归梦何”，一觞一咏之间，怀古而咏，笛声相和，去国怀乡之感，便扑面而来，让人不觉陡生浩然之气。吟诵之间，不觉已视通万里，思接千载。

　　而羌笛之音融入中原，却在盛唐气象的慢慢渲染下，又不觉演化为绚丽别致的汉家之乐。李太白先声夺人，先来几句“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声。十月吴山晓,梅花落敬亭”，寥寥数语，道出了笛声见证民族文化交融共进的巨大功效。然后雪拂梅落、长亭垂柳，又成为笛声缠绕的常见意象。如在《春夜洛城闻笛》中，李白写道：“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他在东都洛阳听到玉笛之声，思乡之情似乎在刹那之间喷涌而出，于是才有了“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的怅然一问；李白仙驾光临黄鹤楼，虽然没有写下敢与崔颢比肩的诗句，却也留下了“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绝美篇章。《梅花落》原本是真资格的羌笛笛曲，自塞外入江南，却也给五月酷暑之中的江城武汉带来几分高冷的诗意。

　　于是，李白之后的唐朝众文豪，大概都因李白咏笛诗而先入为主，他们用大量细腻的笔触，再现了笛声所表现出的杏花微雨与悱恻缠绵。如郑谷的“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还有王昌龄的“横笛怨江月，扁舟何处寻?”，乃至诗圣杜甫的“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肠声？”或者是白乐天《江上笛》中所写的“江上何人夜吹笛?声声似忆故园春”……从繁华的京城长安、神都洛阳，再到名不见经传的江河水岸，笛声飞越千山万水，成为盛唐气象不离不弃的音乐佳偶。

宋箫如诉

　　自唐而宋，千载流芳，笛箫见证时代繁华。箫在中国音乐中的地位极高，从器乐的政治功用考察，箫胜于笛。古人编管为箫,排箫秩序出自十二律，蕴含古人遵从自然法则、天人共和的观念。据说自虞舜以来,箫乐便为竹音之领袖。六代大乐中的《大韶》，又称《箫韶》，相传便是舜帝时的大乐，《尚书·益稷》说:“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实际上，这样的箫和今天的单管竖吹的箫还有很大差别，应该是属于排箫，排箫很是独特，箫管参差排列，高低错落，如同凤凰展翅，便又称为“凤箫”，依稀有些状如今天的芦笙。不过箫声相比笛声，更为素雅娴静，古人认为它“温润以和，似南风之至”，排箫之音，清和婉转，音品高洁，素来为文人士大夫所喜爱。这样的喜爱，在排箫逐渐演变为单管竖吹的洞箫和琴箫之后，跨越两汉魏晋隋唐，更是在风雅至极的宋朝绽放出别样风华。

　　陈寅恪先生曾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从盛唐之前的箫笛迷离，到唐笛的“一‘支’独秀”，箫笛风流演进到了宋朝，却成了“‘箫’傲江湖”。唐诗因笛而多姿，宋词却因箫而婉约。这样的音乐文化演进，自唐而宋，是一种返璞归真的姿态，人们对箫笛之趣的审美体验，从清丽华美的笛回归了沉静幽怨的箫，而且多成佳话。以至于今天的我们，翻阅两宋的词章佳句，那些楚楚动人的箫声，似乎还在我们的耳际回响。

　　若论两宋之箫声，当数苏东坡笔下的箫最为动人，他的《前赤壁赋》中，与那“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的空灵淡远相伴的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的洞箫，是好友的箫声，牵引出苏子无限的苍凉之感，在幽幽箫声中，他终于悟出了“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的无极大道，这箫声从此回荡在赤壁群山之间、浩渺烟波之上，回荡在中国人的心头，历久弥新般地洗礼着国人的灵魂。

　　宋箫之声，一如宋词的缱绻，最能抒发幽怨之情。词人姜夔音乐才华绝异，词曲皆善。每每新词作就，便请歌妓唱和，如他的“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又如李清照的“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张炎的“望花外、小桥流水，门巷愔,玉箫声绝。鹤去台空,佩环何处弄明月？”都是表达幽怨之境的浓词丽句，那飘飘荡荡的箫声，于宋词的浅吟低唱之间更显得回味悠长。

　　文人士大夫参与朝政的热情，于北宋早期达到极盛。“唐宋八大家”中除开唐朝的二位，其余六位全部在北宋早期的仁宗朝次第出现。北宋早期独有的文化包容，让当时政治上的正肃之气始终没有淹没掉国人对文艺高妙的执着与沉迷。不管是误入藕花深处，还是流连尺牍之间，宋人都始终展现出对箫声的挚爱。柳永“奉旨填词”，用极为华丽宏大的笔墨，写成《望海潮》词，里面有“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佳句，这里的箫与鼓，成为北宋雅乐的代表。“陆才如海”的西晋大才子陆机《鼓吹赋》中有“鼓砰砰以轻投，箫嘈嘈而微吟”，形容箫鼓之声的张弛有度，“轻投”对“微吟”，让箫声有了别样风格的伴侣，引人入胜。柳永之前的林和靖先生，于西子湖畔孤山之上梅妻鹤子，便在《山园小梅》中写出了“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的佳句，对比柳永的《望海潮》，先生的“微吟”，也并非所谓的对诗词佳句的“微吟”，如今想来，这微吟也许是梅花树下与冷月作伴的微微淡淡的箫声吧？

　　南宋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中有一名句：“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寥寥几字，将南宋都城元夜间的市井繁华尽收笔底。不过这里的“凤箫”也许并非单管竖吹的洞箫，而大概率是如同凤翼般的“排箫”，因为优雅的洞箫与喧闹的市井确实并不相配，且洞箫声音并不大，在喧闹的夜市中也不会让人听得出。除此之外，大哲学家朱熹对“箫”也有独到的解释，认为当时的箫在古代其实是笛子，当时的“排箫”才是古代正宗的“箫”。他倒也不是乱说，《说文·竹部》就有佐证，认为:“箫，参差管乐，像凤之翼”，凤箫----也即排箫，其声宛若凤鸣，清丽绝伦，才能在繁杂的喧闹之中胜出。

　　不过，辛弃疾笔下的“箫”，究竟是洞箫还是排箫，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那卓尔不群的箫声，以幽然的绵柔之魅，惊艳了南宋都城元夜的月光，流传了千年以来国人对西子湖畔烟波深处独有的梦想。

　　更让人咏叹的是，宋朝的箫不仅可以渲染繁华，它更可以融入质朴。箫声不但相随于繁华的都市，同样更作伴于苍翠的林泉，因此而更显高致。在陆放翁的《游山西村》里，诗人于“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看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然而，这是怎样的“一村”呢？哦，原来是“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一个小小村落。这样的村落，也许有残垣断壁，也许有苍苔满树，然而这样的沧桑与古旧都不足以影响诗人的雅兴，因为有独特的“箫鼓”鸣奏，便足以让这样的山野小村变得可爱至极与生机盎然。

盛世和鸣

　　正如天下之事，分久必合。宋代以降，伴随似水流年，箫与笛又携手重归国人文化视野。苏东坡曾有一《水龙吟》词，清丽绝伦，道“楚山修竹如云，异材秀出千林表。龙须半翦，凤膺微涨，玉肌匀绕。木落淮南，雨晴云梦，月明风袅。自中郎不见，桓伊去后，知孤负、秋多少……”这词常被后人认为是咏笛词之冠，而其中赫然提及魏晋名士桓伊，如前所述，桓伊之笛，其实说不定便是箫。由是观之，箫笛于分分合合之间，风流千载，又在苏子的词中合二为一。

　　两宋之后，箫笛和鸣，风规自远。唐朝的羌笛如今已芳踪难觅，倒是自江南昆山城内，明清交替之际，曲笛又飘然而出。那曲笛之声，在演奏者高妙的气息控制之下，成为昆曲咿咿呀呀间最好的伴奏，飘荡在江南烟雨里的笛声，回眸一笑之间，伴随着中国味极浓的昆曲，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特有的标志；而那清雅的洞箫与琴箫，也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都市乡村，成为无数爱乐之人书房典籍之畔的佳侣、月下独行时可以寄托忧思的知音。

　　箫笛之名延绵千年，即便至今，也还有太多的故事值得挖掘、值得重新书写。在前面提及的苏泓月女士所著的《古乐之美》一书中对箫的考证多有笔墨，遣词用句古雅秀丽，读来让人如沐春风。不过也难免百密一疏，竟然认为，“另有一种吹管更细的玉屏箫，取材为贵州玉屏水竹，它们的吹口皆为屏封”，却明显是对我们贵州玉屏箫的误解了。不过那作者可爱的是，又将“紫竹洞箫、琴箫、玉屏箫”都称为“北箫”，以此与南音洞箫相区别。那作者将“贵州玉屏箫”与“洞箫”“琴箫”并列，虽然在分类上并不严谨而科学（因为玉屏箫本身就可以是琴箫或者是洞箫），但也足以说明贵州玉屏箫之卓逸不群了。

　　然而瑕不掩瑜，其实各种对箫笛的考古和文学解读，仔细想来，都不足以展示箫笛音乐风采之万一。以箫笛为载体的音乐之美，是千姿百态的，更是历久弥新的。只要人们追寻美的脚步永不停歇，那么，关于箫笛的文化解读就永远都只是庐山一面，其实也并无对错之别。

　　便是这样，千万年以来，人们与箫笛始终不离不弃，相伴而行。徐步走进崭新的时代，笛声是《姑苏行》里的荷风习习，是昆曲《牡丹亭》中的姹紫嫣红；箫声是清新淡雅、冰雪聪明的《梅花三弄》，是荡人心弦、让人一咏三叹的《枉凝眉》……不管如何，箫笛已经走进了太多音乐家与平凡人的世界，在中华文明的千载演进之间，演绎着最为动人的盛世和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