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记载玉屏侗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玉屏经济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展现玉屏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巨大潜力,县政协组织人员精心编撰了《变迁》文史书籍。微玉屏将陆续刊发以飨读者。
参与编纂《历史大事记》的经过
杨显政
这里说的《历史大事记》,是指《中共玉屏侗族自治县历史大事记(1991—2015)》这本书。在此之前,作为县委事业单位之一的县委党史研究室曾组织编纂过一本《中共玉屏侗族自治县大事记(1949.10—1990.12)》,记载了1949年10月到1990年底县委带领全县广大干部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91—2005)》
时间过去了20多年,为了反映后几十年中共玉屏侗族自治县委带领全县广大干部和各族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历史,县委决定组织编纂《中共玉屏侗族自治县历史大事记(1991—2015)》。受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龙忠维的邀请,我有幸参加了这一宏大的史料收集整理和编纂工作。
受领任务
2015年7月的一天,时任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龙忠维找到我,邀请我参加该大事记的编纂工作,并谈了相关打算。他说,这次编纂工作,县委、县政府很重视,县委要求要在两年内完成全书的编纂和出版工作,涵盖的时间界限是从1991年起到2015年总共25年时间。目前,党研室已经作了初步安排,拟抽调10位同志参加这项工作。他们都是文字功底较好,在县综合部门以及乡镇的工作时间较长,对玉屏这一段历史发展进程相对熟悉,甚至是很多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党研室的初步打算是,这10名作者每人负责二至三个年度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龙主任还特别对我说,如果你没有特殊原因,就希望不要推辞了,我们一起把这本书搞好,向县委和全县人民交好答卷。
当时我内心觉得编纂县里的历史大事记,是一项神圣和庄严的工作,需要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又要有强烈的政治敏感和史料感知。首先是要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淘沙砺金,识别哪些是大事记所需要的史料。其次是对单独事件和关联事件要有清晰的认识。再次是要在宏观上要求自己随时站在县委的角度上,站在全县的格局上对事件有全面的审视和判断。四是要在微观上要用熟练的文字手法撰写每一个条目。总之,就是要充分反映这段时间以来的史实,既要有可靠的史实,又要体现时代发展的宏大气势,还要避免因史料收集不全而挂一漏万,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
对于龙主任的诚恳邀约,由于缺乏经验,我只好勉强答应。他向我介绍还有刘万泽、吴兆良、舒秀光等老同志也参与后,我也更有信心了。因为吴兆良是县委组织部的老副部长,是贵州日报的老记者。刘万泽和舒秀光同志曾经参加写过玉屏县委的党史,他们都有丰富的经验可供我们学习借鉴,起着压舱石的作用。
8月中旬,县委党史研究室召开了工作安排会议。这次抽调的全体编纂人员都参加了。会上,龙主任分配了工作任务,确定了每位同志负责的年份:吴兆良负责1991、1992、2009年,崔泽黔负责1993、1994、1995年,汪兴负责1996、1997、1998年,黄金屏负责1999、2000、2001年,我负责2002、2003、2004年,王永刚负责2005、2015年,舒秀光负责2006、2007、2008年,刘万泽负责2010、2011、2012年,张明启负责2013年,周尚登负责2014年。以上资料共25年。
会议明确要求,用半年左右时间完成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会上,还向每人发放了一本《中共玉屏侗族自治县大事记(1949.12—1990.12)》以作参考。同时还要求每个同志就如何编纂好进行发言,曾经参加过党史撰写工作的老同志们侃侃而谈。会议结束时,主持人说,县委党史研究室已经和县委办等有关部门进行了协商,为大家借阅档案开绿灯,全力配合好此次编纂工作。同时,县委办还为此向各部门和各乡镇下发文件,要求配合好这次《大事记》编纂,安排专人做好本单位本部门的大事记史料收集工作,在半年之内将资料交县委党研室。
收集资料
受领工作任务以后,我随即投入到资料的收集工作中。收集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查阅原始档案,二是党史研究室与县委办联合向各部门,各乡镇、街道发出资料收集的通知进行征集。第一条渠道的资料收集是我们主要的工作任务。
因我负责年份中的档案还未移交到县档案馆,所以在党研室的介绍下,我就到县委办公室查阅这几年的档案。就我所需要查阅的三个年度来看,永久卷和长期卷,再加上短期卷,共有100多卷。这些文档资料主要是县委和县委办公室这些年产生的意见、讲话、总结、调研、通知、简报、请示、方案、指南等各类文件。
如何对这些文件进行阅读整理是一项浩繁的工作。这项工作是编纂好大事记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道理在这里是很适用的。因为,要是漏掉了东西的话,再回来找根本不可想象。所以,当时的基础工作就基本上决定了完成任务的质量。于是我主要采取了以下两个步骤开展工作:
一是逐页阅读。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除了对任何有意义和价值的资料都要摘抄以外,对有些当时判断不了意义和价值的资料也毫不放过。只有对原始资料不做丝毫遗漏,才能保证整体资料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按每个事件记入一张卡片的方式,摘抄了卡片2000多张,字数达40多万。
二是逐个清理。这本大事记采用编年体。编年体是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的史书体例。也就是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由于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把三年的档案资料阅读摘抄完毕后,就按年、月、日的顺序制成表格,把所有资料全部定位到表格中,在定位的过程中,又是一次整理的过程。如某一事件在几个档案中都有文档资料,在摘抄过程中难免有重复摘抄的情况,这次整理可以清除了;如有的事件在这一天中不同的档案有不同角度的侧面记载,这次整理可以统编成一个条目,且内容更加丰富和完善,等等。
通过异常繁杂的整理,到2016年3月底,基本上整理出了三年中每个年度的资料框架,并且确保了整理过程中没有遗漏现象。通过这次整理,原收集到的2000多个事件,归并成1200多个。字数由原来的40多万缩减了一半。
接下来就开始了撰写文稿过程。
整理资料
说是整理资料,实际上就是撰写的过程,也就是对事件进行描述。这是一项极为关键的工作任务。当时觉得应该把握好几条原则,依照这几条原则对资料开展大量的筛选、补充、浓缩、扩展。
第一条原则,就是掌握编年体史料的记事规范。当时的基本规范是每一个事件只写一个条目,每一个条目只写一个自然段。就是要求在定位好时间点的基础上,确定好事件的主体、客体、过程、结果。换言之,就是五个要素:时间、地点、人物、经过、结果。相对而言,时间地点人物(主体)好处理一些,经过和结果则是正文的重要部分。每一个条目原则上只能有一个主语,该条目无论事情多么复杂,头绪多么繁多,都必须坚持一个主体,既要在条目中介绍事件的背景,又要反映事件的经过,还要体现事件的结果。如何处理好这几部分内容,就依赖于对后面几条原则的把握了。
第二条原则,就是掌握所记载年份的时代脉搏。我所涉及的三个年份,是玉屏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进入新世纪的开局时期。一是中央组织在全党开展的“三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工作正在铺开。二是西部大开发全面铺开,玉屏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招商引资工作以及各项改革开放正逐步走向深入。三是自治县成立20周年,如何总结20年来的经验,提出今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决定了县委的主要任务就是围绕党中央的决策。结合玉屏的实际组织开展好各方面的工作,这些主题和环境,就是大事记撰写过程中必须掌握的时代背景,撰写的任务就是记录下这些宏大场面之内的各项工作。
第三条原则,就是掌握好所记载的事件的价值和意义。县委的工作就是领导和组织好全县各族人民投身于全县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这些事业牵涉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的方方面面。我所收集到这些年的资料中,既有全局的工作部署,也有整体或者局部的情况汇报;既有宏大的工作叙事,又有零星的散见简报;既有主题明朗的意见,也有泛泛而谈的常规性程序性的纪要;既有上级的鼓励和鞭策,也有自身的纠偏和调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资料有它存在的理由,但并不一定有记入大事记的必要。能不能记入,记入多少,以什么角度记入,其标准就得依靠作者体验与掌握。
第四条原则,就是掌握所记载事件的逻辑特点。在这些历史资料中,绝大多数工作都不是一天之内完成的,在时间跨度上,有的是以几年计,有的是几个月计,有的是以几天计。而编年体就是只能以天计,那么记录某一件事是记录开始时的情况?还是记录结束时候的情况?还是记录过程?这就要看该事件的意义和价值了。有的就是上面3种情况都记录,有的就是上面3种情况分别存在。
第五条原则,就是熟练运用写作规范对条目内容进行浓缩和扩展,保证条目内容的相对均衡和完整。在浓缩上,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县委等几大班子的换届。这些材料原始资料内容体量大,有大量的报告,丰富的发言,繁杂的选举等。虽然我们所写的大事记,每个条目的字数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也有基本的均衡要求,通过总结中央和省以及我县原来的大事记的规律,发现最小条目的字数一般是50个字以上,最大条目字数一般在300多字。换届的条目应该包括的基本元素就是时间、会议名称、规模、议程、主题报告提要、选举结果等。至于扩展,就是对原始材料很少,且内容又极其重要的条目,就得重新查找、收集资料,按要求编写,保持其内容的完整。
如何掌握好这些原则,一是依靠作者自己把握,二是依靠编写小组的共同研究。到2016年5月上旬,三年的资料初步撰写完成,总字数达11万多字,总条数达800多条。又经过精修合并,到7月上旬,写出了一份总字数达6万多字,512条的大事记初稿,上交县委党研室,等待编辑委员会提出修改意见进行修改。
负责总纂
我的编写工作任务完成后,2016年5月5日,县委党史研究室龙主任又委托我与刘万泽同志对全书进行总纂。安排上,我编纂的范围是从1991至1999年,他编纂的范围是从2001年至2015年。
总纂工作又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涉及的面更宽,工作任务更加繁重。就我这块工作而言,就是对其中几位编辑提交的这几年编辑的大事记稿件,在史料完善、记录格式、语言叙述、文字风格等方面进行统一编纂,使全书能达到一以贯之、一气呵成的效果。毕竟在此之前,我们所有接到编写任务的同志多数都还是埋头收集和撰写,在文稿的统一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偏差。
在总纂之前,我与刘万泽同志用一个上午的时间进行了沟通,由此商议了一些大致的规则20多条。比如关于奖励类的史料,只收省部级以上的资料;比如县党代会的资料必须有时间、党代表人数、党代会报告的主要精神、党代会选举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县纪委委员以及一次全会选举县委县纪委班子的具体情况。之后,就开始了总纂工作。
第一步,统揽全部资料。通过对收到的这9年的大事记初稿逐一阅读后发现问题不少:一是史料不全,比如某一条是写县委召开全县经济工作会议内容的,可是就只有时间和标题,没有会议内容;比如某一条是写县委召开全县政法工作会议内容的,可是却摘抄了在会上所有作报告的人的报告内容,该条字数达上千字之多;比如某作者所撰写的所有条目都只在50到100字之间,没有轻重,没有主次。比如有的作者撰写的单个条目中有两个以上的自然段,有的多达四到五个,这也是不允许的。这些问题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共性问题,其他更多的就不一一在此列举。虽然对每个条目中字数没有特别的规定,但是对于所记录的某个条目在县委工作中,在全县工作大局中的地位和价值则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县委成立某个工作领导小组条目,与县委召开某次党代会的条目相比就要轻得多,其字数来说前者就不能超过后者。
第二步,提出修改意见。在通览全部资料的基础上,对于资料中所存在的问题,都逐条提出了修改意见。尤其是对于史料不足的资料更是特别关注。这项工作做减法容易,做加法就困难多了,需要作者重新去查阅和补充资料,以至于还得去重新查阅档案。有的作者前期工作较为仔细,后期修改就轻松些。有的作者前期工作不太细致,返工的概率就高。有的甚至返工两三遍。在这期间,我都要逐条地向这些返工的作者进行充分沟通商榷。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抓紧时间,原则上来说,需要返工的条目基本上集中在对史料的查缺补漏方面,至于加工方面的则主要由我来处理。到2016年7月上旬,经过约两个来月的时间,所有的总纂工作初步完成,形成大事记全书的初稿。
第三步,汇总部门和乡镇资料。在大事记编辑工作开始时,县委办公室和县委党研室就联合发文到各部门和乡镇征集这25年来的大事记史料,要求他们按要求提供本部门和本乡镇、街道的资料。到2016年7月,绝大多数部门和乡镇、街道共提供了相关的资料上千条10多万字,我们将这些资料按照年月日逐条对应到大事记初稿的框架中,很大部分都能与初稿资料起到相互映衬的作用。有出入的地方都重新核实原始资料予以订正,值得欣喜的是很多资料(约200来条)对初稿起到了补充的作用,让更多更丰富的史实能被记录和流传下去。与此同时,县委组织部门还提供了这25年每年的全县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情况,包括当年的党组织个数和党员队伍人数,以及各种类别的统计数据。县统计局还提供了各年的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包括全年生产总值、三大产业增加值等各项主要的统计指标和数据。到9月底,补充工作基本完毕。形成大事记全书的第二稿。
第四步,广泛征求意见。第二稿完成后,随即进入征求意见阶段。县委党研室专程把文本送市委党研究室,请他们提出指导意见。还把此稿印发到全县几大班子、各部门和各乡镇、街道。从2016年9月到2017年3月,县几大班子领导、县直部门和乡镇、街道都对初稿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尤其是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和专家也提出了很多指导性意见,对这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都在县委党研室的组织下,进行研究修改。形成了全书第三稿。
此后,市委党研室、县委、县委党研室等先后又对书稿提出了修改意见。到2017年6月,该书共进行了七轮全面修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的日子即将到来之际,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光辉时刻,历经两年多时间编写的《中共玉屏侗族自治县历史大事记(1991—2015)》终于交付出版。
《中共玉屏侗族自治县历史大事记(1991—2015)》一书的出版,使丰富的史料变为资政教材,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功用,推动了信息资源融入社会,走进千家万户,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科研价值,可为各级领导机关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历史借鉴,为社会各界提供丰富的县情资料,为人们更加充分、更加深入地认识玉屏、了解玉屏、研究玉屏、宣传玉屏,鼓舞人们更好地建设玉屏,推动玉屏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业的繁荣与进步,为续写玉屏的宏图伟业贡献聪明才智,谱写新的华章。
作者系玉屏自治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原局长
本文选自《变迁》,略有删减。